“口服这粒胶囊大小的磁控胶囊胃镜,受检者在无创、无痛、无麻醉情况下,仅需15分钟就可完成360°无死角的全胃检查。”
6月13日,在杭州开幕的全国双创周活动会上,来自安翰科技董事长吉朋松的分享,让圆桌论坛的不少与会者瞪大了眼睛,他们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
听分享的人,有科技公司负责人,有投资机构,也有政府官员。他们大都并不熟悉磁控胶囊胃镜系统,但这不妨碍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实在是“360°无死角”、“胶囊大小”、“无创、无痛”这些时尚又饱含高科技的词儿,自带了吸引力。
这枚“小胶囊”可不是只有听起来很“酷”。作为“医工结合”创新创造的医疗器械产品,它长约27毫米,直径约12毫米,体重不足5克,看起来似乎不怎么起眼,但却让我国在消化内镜领域实现了“变道超车”。你说“酷”不“酷”?
一款产品支撑一个领域的“变道超车”,听起来似乎言过其实。但稍微了解了磁控胶囊胃镜系统所带来的变革,就不会再心存疑惑——
在传统电子内镜领域,我国临床应用的消化内镜,长期被奥林巴斯、富士等世界顶尖的日本品牌所占领,且市场份额超过了95%。这也意味着,我们国产的消化内镜完全不能自给自足,更不要说走向世界了!
但在磁控胶囊内镜领域,以安翰磁控胶囊胃镜系统为代表的我国产品,不仅在中国迅速推广,还出口到英国、法国、匈牙利等发达国家。
来自学术界评价,更具说明力——
有关安翰磁控胶囊胃镜系统目前已发表的SCI论文有16篇,且有两篇分别荣登美国胃肠病协会临床官方期刊《CGH》、美国消化内镜学会官方期刊《GIE》封面,日本消化内镜学会也对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重点推介。
图为李兆申院士(左二)在指导年轻医生做内镜检查
“中国原创的磁控胶囊胃镜系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开启了胶囊内镜的新时代。”意大利知名消化专家克里斯蒂亚诺·斯帕达(Cristiano Spada)教授这样评价。
消化领域目前唯一的诺贝尔奖得主巴利·马歇尔(BarryMarshall)教授,也专门在中国参观了磁控胶囊胃镜系统……
“实至名归。”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
细数来自市场和学界同行的肯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自信且认真地抿嘴一笑。
磁控胶囊胃镜系统的诞生,除了安翰科学家的奇思妙想和呕心沥血,也离不开严谨的临床循证医学研究。正是李兆申带领医学团队,通过技术指导和临床应用评价不断完善这一发明,才推动磁控胶囊胃镜最终走进了百姓生活。
但李兆申的自信,来得并不容易。
现年63岁的他,个子高高大大的,头发有些花白。或许是内科医生的缘故,他走起路来不像外科医生那样健步如飞,说话的语速也常常是不紧不慢。但只要跟他交流,就能发现,他总是一脸“萌萌的”认真表情,眼神里,则写满坚毅。
这坚毅可能并非与生俱来。要知道37年前,李兆申接受组织安排成为消化科医生时,内心可是“一百个不情愿”。
为啥不情愿?原来,成为“手到病除或者刀到病除”的外科医生,才是李兆申心之所向。当时他认为,外科医生不管是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那么神气”。
“做不成外科医生,那就在内科领域做出突破,让内科技术也能实现外科手术的效果。”李兆申在心底跟自己暗自较劲。
这“较劲”可不是赌气,而是摆正心态后重树梦想的过程。
一笔不得不算的经济账,一条医工结合的创新路
李兆申的梦想,还夹带着几分沉重。
“我国是消化道疾病大国,拥有全球消化道肿瘤40%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确诊的消化道肿瘤患者有超过60%存活不到5年……”这些数据已经熟悉到脱口而出,但李兆申每次讲起来,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做医生的人,即便每天都在看病,还是有太多人的病让他感到焦虑和惋惜。
焦虑的是,作为消化道疾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此类疾病最常用的诊断工具——消化内镜,我国九成以上依赖进口。
“如果有一天,国外不愿意卖给我们这些医疗设备了怎么办?就算是现在,我们还可以顺利进口这些设备,也不得不每年付出高昂的成本。这些花费,最终都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从而变相抬高我国百姓的就医负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李兆申就开始为我国设备进口的事儿发愁。那时候,他的患者就来自全国各地,他经常看到舟车劳顿的患者,小心翼翼地从衣服最里面的口袋里,掏出那些带着体温的“家底儿钱”,就是为了预约一个内镜检查,而这内镜我国还生产不出替代品。
惋惜的是,他遇到很多年轻的胃癌患者,肿瘤已经进展到晚期。这时候的诊治,花费高且疗效不理想。
“为什么不早一点儿检查啊?来得有点太晚了。消化道肿瘤是为数不多可防可治的肿瘤,如果在早期或者癌前病变时被发现,治疗花费低且生命基本不受影响。”李兆申常常半是责怪半是惋惜地告知患者。
患者们大都是一脸懵懂且酸楚的无奈,“做内镜检查太痛苦了,要插管,要麻醉,死都不想做”。可当这些患者得知自己有70%的可能活不过5年时,眼睛里又多是带着恐惧的对生的渴望。
“内心五味杂陈。”
身为医生,李兆申见得最多的是病人的苦。他最见不得的,也是病人的苦。因此,他想要和国内的消化科医生一起,提升国人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率。
显然,一个国家的疾病谱,不是一个医生能够解决的事儿。但是“有性格”的李兆申认为,一个医生要解决的也不只有看病的事儿,还要会算卫生经济学的大账。
会算账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通过“算大账”,李兆申越来越明白,要提升中国消化道肿瘤的防治水平,要破解中国消化领域高端医疗器械设备受制于人的局面,只能走“医工结合”联合创新的道路。
强调“医工结合”,是因为医疗器械不同于一般的机械产品。拥有丰富经验的医生,会根据临床需要提出一些大胆的创新想法,但医生不具备光学、电学、机械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他们的灵感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而能够把医生灵感转化为现实的工科科学家们,又需要在产品研发定型之后由医生指导并完成严谨的临床循证研究,以证实产品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临床,能不能满足患者需求。这就是“医研企”的深度协作。
要选对协作的方向显然也不容易。
“比如,中国要在传统的电子内镜领域突破日本的产品格局,要么希望渺茫,要么就得不计代价付出成本。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或医生太笨,而是因为两国的产业基础相差太大——从事业发展年限来说,日本的内镜事业比中国早了七八十年;从产业规模来说,全球范围内超过90%的内镜市场份额,都被日本产品所垄断。”说到这个问题,李兆申脸上的表情又严肃起来,他反对创新创造的盲目自信。
在李兆申看来,如果一定要把中国的电子内镜和日本产品做个对比,那就好比“小黄车”和“奔驰”“宝马”的对决。
“中国没有‘奔驰’‘宝马’,就造不出高质量的交通工具吗?肯定也不是,中国的高铁就闻名世界。同样的道理,中国在磁控胶囊胃镜领域,就已经领跑全球。”沉默了一小会儿,李兆申一字一顿:“不是不可能,而是要另辟蹊径搞创新!”
“另辟蹊径”的安翰磁控胶囊胃镜,实现了中国内镜技术的“变道超车”梦,也让李兆申对国产医疗器械创新创造充满了更多期待。
“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组织,真正瞄准百姓和国家需求,并加强多学科的协同创新,中国也完全可以生产出国际领先的医疗器械设备。这就是磁控胶囊胃镜系统成功研发给我的启示。”很多人不知道,李兆申这期待和信心背后有多少心酸。
至今,回忆起几年之前在一次以创新为主题的内部座谈会上,企业方就创新创造问题所表达的一些“真心话”,李兆申心里依然很不是滋味儿。
那时,他是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主任委员。那次座谈会,原本是政府部门主办、以“推动我国内镜器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可座谈会上,国内仅有的几家从事内镜器械生产的企业,就有不止一家明确表示,不愿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因为依靠既有产品,企业每年能稳定获得一两千万元的利润,而加大研发投入之后,企业利润就会在短期内明显降低。
作为学术带头人,产业企业这种“小富即安”的思维,让李兆申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但也不能过分苛责企业,创新存在收不回投入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磁控胶囊胃镜也不例外。”
2000年,磁控胶囊内镜的概念被最早提出。之后全球有三支团队对磁控胶囊胃镜进行产品研发,他们分别来自Given影像公司、奥林巴斯和西门子公司联合研究团队以及我国的安翰公司。与另外两支全球闻名的团队相比,中国的安翰实在是“名不见经传”。但最终,只有中国的产品突破了精准磁控技术拿到了医疗器械审批证书,另外两类磁控胶囊胃镜因磁场操控精准度欠佳,导致胶囊内镜对胃部观察不完全,均未获批在临床推广。
不破茧,怎成蝶?
现在,磁控胶囊胃镜主要应用于胃部疾病的检查,并已成为人们无痛苦、舒适化胃镜检查的首选。“而伴随着越来越深入的合作研发,我们的产品功能会越来越强大,也会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替代进口产品。”梦想一个个得到实现,李兆申早已不再纠结最初的那个外科医生梦。让他意外的是,现在,他还拥有了一个新称呼——“内科中的外科医生”,原因是他通过创新内镜诊疗技术和方法,治疗了不少过去需要大刀阔斧开腹治疗的疾病。
“还是那句话,中国的科学家不笨,中国不是没有市场,中国的研发也不是没有经验,但中国的‘产学研’合作机构还需要更有战略性的创新规划,以及平台。”证实了可以“变道超车”,李兆申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成就,他希望有更多的项目和产品可以“变道超车”。
“希望政府能从国家层面来组织一些重大项目的研发,并重点支持一些百姓需求急切、创新成果可预期的在研项目。毕竟,企业和研究机构需要先考虑自身的生存,而战略规划,应在更高层面上做出。”李兆申说他很欣赏任正非,是任正非的远见和卓识,带领华为走出了一条悲壮又豪迈的路,而现在中国的内镜产业,也在走与之前华为相似的路。
在这条相似的前进路上,李兆申有很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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