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大西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干旱和贫穷。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宁夏等几个西北省份一直是国家扶贫计划的重点。固原市原州区曾经更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薄弱，劳务输出曾是其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但劳务输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老人赡养、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近年来国家一直倡导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因此发展当地经济，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成为当务之急。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州区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先栽好“梧桐树”，不愁留不住“金凤凰”。近年来通过带领群众发展蔬菜种植、肉牛养殖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面对贫困户资金短缺问题，开创出“产业引领+能人带动+财政支持+金融帮扶”的新型金融扶贫模式，蹚出了一条由“输血”到“造血”的精准扶贫之路；又通过推行“四个一”林草工程，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实现了山绿与民富双赢……可以说，从产业发展到金融扶贫再到生态移民，原州区从硬件到软环境都变得越来越好，不但吸引农民工“回巢”，一些年轻人还在家乡就能安居乐业，都不愿意外出了。

通过各种模式创新，原州区的扶贫工作这些年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变化。2014年的时候，全区有贫困村110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8,701户104,667人，贫困发生率为33.2%，而到2019年底，全区所有贫困村脱贫出列,贫困发生率下降为0.68%。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692.8元增加到2019年的11,164.2元。2020年3月，宁夏自治区政府宣布原州区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了脱贫摘帽，在自治区脱贫攻坚考核中位居一等奖第一名。

增加农民就业机会，让农民在家门口脱贫致富

曾有一份针对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在问到“你如果打算返乡就业主要出于什么考虑”时，六成以上的农民工表示因为“家乡变化带来的就业机会”，其次是“为了照顾父母孩子”。对农民工来讲，在家乡就业，虽然工资收入低一点，但能减少年节期间的舟车劳顿奔波之苦，省去租房成本，还能方便照料老人和子女，好处显而易见。因此，如果家乡有就业机会，这对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原州区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重点探索，根据各县各镇各村的情况不同，坚持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原则，在做特、做优、做强上下功夫，确保每个贫困村有1项～2项增收产业，每户有特色种植或养殖产业项目，尤其在养牛、种菜等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其中，杨郎村开创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做得颇有特色，解决了农民的收入问题。20年前，杨郎村跟大多数宁南山村一样，农业落后、产业稀缺，群众生活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而现在，该村已是拥有14家村营企业、200余户个体工商户的全国文明村。今年，杨郎村预计总产值4亿余元。

作为区人大代表和村党总支书记的曹辉本身就是个能人，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1984年，退伍回乡后率先在村内办起了粮油加工厂，成了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曹辉聪明，为人又热心，自己富起来的同时主动帮助其他村民想点子、出主意，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杨郎村涌现出一大批致富能人，村内的企业越办越多。但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后，曹辉却有了焦虑：他发现村里的富裕户和贫困户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怎么能行呢。于是他召集村干部和先富起来的部分致富能人，共同商讨全村经济发展路子，希望能先富带后富。经过各种尝试，杨郎村决定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引领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村党总支在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后，将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起步资金分别注入到村里的企业，并与村里的种植合作社合作种植枸杞、甜瓜、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各企业按注入资金额度的10%给村集体分红，通过流转土地、村企合作分红等，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82万余元。

初步尝试成功后，曹辉决定进一步发挥党员的作用，把党员集聚到产业中，把群众带领到致富项目里。村党总支按照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下设杨郎村铸造酿酒业党支部、奶牛养殖园区党支部、养鸡协会党支部、种植业党支部等4个产业支部。通过“四联双定双评”、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等制度，对42名无职党员根据个人特长设立了岗位，使38名党员成长为当地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带头人。

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一帮一”和“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模式，实现了村里小有规模的产业发展现状。如今，杨郎村有养殖专业户120余户，养鸡10万多只，养猪6000多头，黄牛1500余头，建成养牛示范园区一个。村党总支还在村里的8家企业安排了40名建档户进行长期务工，人均年收入2万元以上。现在村里企业解决了500多名村民的就业问题，89户建档立卡户脱贫85户。

上黄村创建的香菇栽培基地，则打造出了自己的香菇品牌。在原州区，上黄村可不是一个普通村庄，曾经的“上黄经验”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在当地“大出风头”。“上黄模式”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在原州区河川乡上黄村启动的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旨在实现当地“三化两提高”，经过20年的努力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这套“上黄经验”在全市得到推广，为山区的脱贫、壮大县域经济、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宝贵经验。如今，依旧依托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技术支持，上黄村再出发，率先引进栽培香菇技术，采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反季节香菇等食用菌生产，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菌种菌棒培育工序十分复杂，需要将木屑、麸皮等原料配置好的菌种封装成菌棒，然后进行热蒸消毒，最终在适宜的温室大棚环境中培育和采摘。一开始很多农民由于没有掌握好相关技术，遇到很多难题，于是原州区政府出面牵桥搭线，主动联系西北农业大学的专家，派专门的技术员对种植户进行集体培训和一对一辅导。现在上黄村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香菇菌棒”生产加工培植程序。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探索，农民还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行调节香菇的产量。只要把“菌棒”放入到合适的环境下通风注水，就可以每天收获“香菇”，于是在市场行情不太好的时候农民就停止注水，等到价钱好的时候再注上水，香菇又会重新生长起来。经过专家的培训，现在这种先进技术连75岁的老大爷都能运用自如。

不止产量可以自行控制，上黄村制作出来的“菌棒”由于口感好，比市场上的同类产品更受欢迎，价格卖的高一些还供不应求。一个菌棒成本只要5元~6元钱，一些建档立卡户用补助的钱买下来之后便可卖到10元钱，这样就可以有4元钱左右的利润。在通风注水环境好的大棚里，一年差不多就可以培养出价值20多万元的香菇来，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

现在，上黄村发展香菇产业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经验已经在周边村落进行复制传播，也许不久的将来，香菇产业就会在上黄村所在的河川乡、甚至原州区形成规模化生产，引领村民个个发家致富。

创立精准金融扶贫模式，实现从“输血”到“造血”转变

像杨郎村、上黄村这样的模范村靠发展产业经济富裕起来后，农民收入增加了，日子越过越好，其他乡村一些观望的农民看到了希望，也迫切的想加入到种植和养殖的队伍中来，但却苦于没有启动资金，似乎验证了有那个不合常理的逻辑——越需要钱的穷人越是贷不到款。

为了帮助无抵押担保能力的农民解决贷款问题，原州区决定开启金融扶贫的模式，摸索出“产业引领+能人带动+金融帮扶”的“蔡川模式”。这一模式曾在中央农办《农村要情》刊发，曾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批示肯定，被自治区金融办授予“金融环境创建奖”，经验做法在全自治区推广。

创造出“蔡川模式”的蔡川村曾是国家级重点贫困村。10年前，80%的村民住在窑洞里，村里村外都是烂土路，村民靠种春麦、豌豆、胡麻等农作物，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靠天吃饭、靠政府救济。而现在，该村489户1613人，曾经贫困户建档立卡205户680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2.28%，现在已脱贫202户675人，贫困发生率为0.33%。

引发这种巨大变化的是从2007年马金国被选为蔡川村村主任开始的，马金国是个从村里闯荡出去的年轻人，在固原做蔬菜批发生意，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是在村民请求他回村当村干部后，他变卖房产、转让生意，下决心回村带领村民脱贫。做生意起家的马金国非常清楚，想要村民富起来，关键是产业和资金，但当时村里一户人家的家底儿也就几千元，谁肯贷款给这样的困难户呢？

了解到蔡川村的困难后，原州区金融办和寨科乡政府联系到中国邮储银行宁夏分行，进村入户，摸底调查，第一批就贷了14户，每户1万元，这笔贷款为蔡川村贫困户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及时雨”。村民杨志万就是首批贷款的人之一。他用贷来的1万元加上平时的积蓄买来了两头牛发展养殖业，第一年不但提前还清了贷款，还有了1万多元的收入，为后续发展积累了资金。经过10多年的努力，如今47岁的他，建设了现代化的牛棚，养了12头牛，每年都有较好的收益，家庭条件也不断改善，盖了新房子，还买了辆长城轿车。

当初跟杨志万一起贷款的14户村民，如今也都成了产业带头人。在政府进一步给蔡川村贷款养殖贴息下，蔡川村的养殖规模也越来越大，牛存栏量从2008年的170头增加到现在的3200多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元。

受惠于普惠金融的蔡川村也投桃报李，累计贷款9000多万元，却零逾期零欠账，2014年还被中国邮储银行宁夏分行评为“信用村”。

跟蔡川村一样，张易镇也是政府金融扶贫的受益者。张易是原州区远近闻名的一个贫困乡镇，全镇15个行政村均为贫困村，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454户17,495人，占全镇总人口的43.8%，占原州区总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1/6。政府推广金融扶贫之后，张易人率先将推进普惠金融与实施精准扶贫有机结合，探索出了一条贫困地区金融精准扶贫的新路径。

2016年1月，原州区金融办和张易镇政府联合固原农商行张易支行率先在张易镇田堡村发放了第一笔建档立卡贫困户小额扶贫贷款87万元，普惠27户。今年58岁的宋宝祥如今能过上好日子，就是受益于这样的贷款。宋宝祥是田堡村三组人，家里三口人，原来仅靠在外打工谋生，日子过得很是紧巴。2014年，他开始尝试养牛，但苦于没有资金，有了金融扶贫贷款政策后，他马上贷来3万元，用于扩大养殖规模。

“我当时用7000多元买进来一头牛，一年下一个牛娃子，卖了得到1万元，五年就5万元了，今年又把大牛卖了1.2万元，一头牛就能挣五六万元。”宋宝祥说，如今一家的日子过的红红火火，他也成为固原市光荣脱贫户。

在张易镇，像宋宝祥这样靠金融扶贫改变了命运的家庭成百上千，仅田堡村就有260户人利用金融扶贫资金3000多万元发展生产。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51户1010人，其中已脱贫退出245户986人，剩余未脱贫人口6户24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1.03%。2016年，田堡村也被固原农商行评定为金融扶贫示范村。

生态移民和环境改造两手抓，实现山绿与民富双赢

在自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方自然可以像上黄村、杨郎村那样，因地制宜发展养殖和种植产业，但原州区辖区内毕竟还有一些处于大山深处的村庄，那里山大沟深、气候干旱、自然条件恶劣，植被匮乏，甚至不适宜人类生存……这么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如何帮农民脱贫呢？

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州区没有“硬攻”，而是采取了生态移民的方式，就是将这里的农民都搬迁到自然条件较好、交通发达的地区，把腾出来的地方封山育林。这样既进行了生态修复，又能让农民过上便利的生活。

原州区下青石村385户村民中，其中75户村民就经历了这种焕然一新的生活。村民冯开亮一家从山旮旯搬迁至下青石村已经3年多，之前他们一家住在大山深处，是有名的贫困户，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吃水靠担子挑，看病不方便，孩子上学也成为问题。而自从搬到下青石村后，政府补助修建了宽敞明亮的房子，安装上了自来水，孩子上幼儿园有校车接送，原州区政府还通过补贴，让自己学习养牛，聘请了技术员手把手教自己养牛技术，现在自己家养了十几头牛，日子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跟过去比，冯开亮对目前的生活特别满意：“之前家庭困难，没有能力建房，一家老老小小七口挤住在土坯房里，每逢下雨，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自从搬迁到这里，不但分到了新的砖瓦房，而且政府还给解决了老人就医问题和孩子的上学问题，感觉特别好。”

当然，搬迁之后，如何解决所有移民后续的收入问题才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原州区政府根据村民的不同能力和特点，不断拓宽农民的致富途径。其中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安排2683名无法离乡、无业可扶的贫困户劳动力参与林木保护、环境保洁等公共服务，实现稳定就业。建成一批扶贫车间，带动1855人就近就业，从业人员月工资收入2000元以上。

除了对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进行移民搬迁封山育林外，原州区政府还决定在环境好一些的地区也进一步进行生态改造，改善居民的日常的生活环境，于是突破传统乡村绿化模式，实现山绿与民富双赢，开始推行“一棵树、一株苗、一枝花、一棵草”的“四个一”林草工程，目的在于种出产业的同时，也种出风景，其中河川乡的万亩牡丹种植基地成果最引人瞩目。

2011年，牡丹籽油被国家确立为新食用油资源，原州区看好这一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做了大力引进和推广。2014年，原州区引进扶贫龙头企业——宁夏瑞丹苑油牡丹产业有限公司开始在河川乡万亩荒山试种油用牡丹，打造油用牡丹生产基地，发展牡丹籽油和牡丹花茶加工等相关产业。

福建客商林锦云也是2014年来到河川乡试种牡丹的，至今，牡丹花种植面积已经近万亩。而关于牡丹园的未来规划，林锦云志得意满，计划每年以1000亩规模增加，计划种植面积10万亩。

如今，河川乡已经成为原州区乃至宁夏牡丹花种植面积最大的乡镇，该基地吸纳了300余名贫困群众就业增收。近年来，当地还发展油用牡丹产业的深加工，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科技服务团队+市场”的模式，实现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让老百姓在土地流转、生产及加工销售终端环节都受益。

牡丹种植不但给当地农民带来了经济收入，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于是原州区进一步进行产业拓展，把发展油用牡丹产业作为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精致农业于一体的现代新型农业。如今，这里打造的牡丹花海和农家乐每年吸引数万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看花、赏花，曾经的穷山僻壤变成了旅游景点，促进了当地农民的旅游收入。(文/贺珍 中国改革报)